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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摇摇哥」与竹林七贤差别何在?这不是一种自主选择

2020-06-1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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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大「摇摇哥」,也就是长期在政大校园里边走边摇头晃脑、仪容凌乱邋遢的男性中年精神病患,在台北内湖杀女童案发生后卫生单位过度警戒之下遭规劝就医,结果只在松德精神医院住了一晚就出院,原因是包括人权组织在内的数十名民众向法院检举非法拘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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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官找了「摇摇哥」来问:「你要不要住院?」他不负外号地摇摇头。法官又问了松德医师:「有没有自伤伤人之虞?」医师顿时「摇摇哥」上身,也摇了摇头,意思是未达《精神卫生法》强制住院门槛。

于是当晚摇摇哥回复自由身,又是一条好汉,继续回到政大校园摇他的头。网路与媒体上随即有人挞伐台北市长柯文哲侵害人权,也要将他「强制送医」。

实在太扯。台湾社会竟是如此处理精神病患强制就医问题,就只是一齣从上错到下,从头错到尾,从哲学、医疗、社会,一直错到法律的闹剧。台湾随时都有一万多名正在住院的精神病患,法官要不要也一一找来询问一句:「你同不同意住院?」

不能通行四海的正义不是正义,这是很简单的伦理学原理。「摇摇哥」已经在政大晃蕩多年,卫生局关注多时,也曾经协助就医,这次并非第一次,却因在敏感时刻发动,引发喧然大波。法官虽事后裁定「摇摇哥」不须住院,但这不代表卫生局的行动违法,因为依据《精神卫生法》,卫生局接获疑似精神病患有自伤伤人之虞,就必须启动强制就医流程,将人送到精神科医院以后再判定到底需不需要强制住院。

有人说,「摇摇哥是政大校园的一员,他只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,政府不应遂行『人口净化』手段」,听到这一句,真的让人要不大摇其头也难。实在佩服在当今台湾这样的时空还讲得出「人口净化」这几个字的人,社会学不晓得读到哪片背脊去了。讲这几个字,或者据以执行主张,可以顿时提升道德权威与正义快感,但绝非慎思明辨之举。

精神病患绝非只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,好像竹林七贤那样,再怎幺放浪形骸只要不妨害他人也没什幺不可以。须知精神症状是脑中之火,症状越活跃,持续时间越久,对精神功能的损害越大。临床上早已证明,得了精神病,五年十年不治疗,比起积极治疗的人,将会更快退化。思觉失调症为什幺最早被称做「早发型失智」?因为那时没有药物治疗,绝大部分患者年纪轻轻就会退化到好像失智老人家。

摇摇哥现在是政大校园一员,但如果继续不接受治疗,五年十年后未必还有能力维持目前的功能状态,届时政大师生未必还能够接纳他。许多人谈到强制治疗或精神医疗,总轻蔑地撂一句:「我也怎样怎样啊,他也那样那样啊,乾脆我们也被强制送医好了!」究其根源,皆因对精神医疗不了解,好像得了精神病也是一种生活方式,只要那人喜欢,不愿意接受治疗,有什幺不可以?

差别就在于,精神病不是一般疾病,糖尿病、高血压不会影响现实判断能力,但精神病会。竹林七贤与「摇摇哥」差别何在?前者是在现实判断能力完整下所做的生活选择,但摇摇哥病前并非如此,是生病了以后才变这样,这不是一种自主选择。

所以说在欧盟许多国家与美国许多州,以及其他工业国家,精神强制治疗的门槛有两种标準,一是跟台湾一样的「危险準则」,也就是「有自伤伤人之虞」,另一则是「治疗需要準则」,也就是患者的精神病情需要就医,但已失去自行抉择能力。两者只要符合其一,便可启动强制住院。国外的「危险準则」,也有两种涵义,有的国家或美国某些州意指拿刀自砍砍人这类身体伤害,这是最严格的定义,而有的国家除此之外也包括对自身健康或社会地位,或对他人安全的危害。只要符合一种,就算构成危险。

从这样的状况来看,台湾的强制住院标準,可说是世界最严苛。何以见得?德国强制住院标準严苛世界有名,因曾受过纳粹迫害,但德国一年强制多少国民住院?每10万人有170件。台湾呢?一年700件,等于每10万人只有3件。也就是说,德国的强制住院件数,是台湾的五十多倍。

「摇摇哥」与竹林七贤差别何在?这不是一种自主选择 Photo Credit: Victor @ Flickr CC By 2.0

何以致之?因为台湾的强制住院被侷限在「拿刀自砍砍人」这类危险状况,排除了其他因精神疾病可能导致的对健康、安全或个人福祉的危害。为什幺2007年要将《精神卫生法》修成这般模样?根源就在于社会对精神医疗的不信任。那些修法与后来负责执行的人,认定2007年以前,台湾就像中国,透过强制治疗製造「被精神病」,或者藉此赚医药费,于是修法找来两根绳子将精神医疗绑住,一根是繁琐又急迫的强制住院申请手续,另一根则是由各界代表组成的强制住院审核把关委员会。

然后强制住院件数,降到了只剩五分之一。强制标準严苛,固然可以保障人身自由,然而代价是拒绝治疗又未达强制门槛的患者,大幅增加。不少家属因此必须将液体精神病药物偷偷滴在患者食物里,因为患者根本自认没病,不需就医住院吃药。强制送医?患者虽然成天认为警察要跟蹤与迫害自己而不敢外出,虽然偶而半夜弄到乒乒乓乓或大吼大叫,但未曾攻击别人,送精神急诊也不会收住院。

这些未能接受够好精神医疗的患者,就是被过度严苛的强制治疗门槛牺牲的人。现行《精神卫生法》当初修法时,或许有人也知道强制住院门槛太高,而弄了个强制社区治疗,让未达自伤伤人门槛,但有治疗需要的人在家治疗,只是这些年试行下来已发现窒碍难行。

一个社会对精神医疗越不信任,越不愿越不敢将患者治疗需求交给医疗人员决定,代价就是越多患者得不到够好的精神医疗。然后当中有极少数患者,在精神状态不稳下犯案杀人,这个社会再用极刑伺候,众人皆欲杀,然后说这叫公平正义——为什幺那幺多人得精神病不杀人,而你要杀人?

胡闹至极的公平正义。在不信任精神医疗的氛围之下,大众以为精神病院就是关人的地方,而将人强制送医,当然就等同于非法拘禁,迫害人权。于是强制门槛必须修到世界最严,而一有人似乎逾越,便用「净化人口」或「执行社会控制」这些从二手傅柯看来的字眼,为其扣上大帽子。

为什幺台湾渐渐兴起一股「精神科胡乱诊断过动症」,或者「胡乱开药给没病的人吃」这一类反精神医学风潮?其实也是社会不信任精神医疗的表徵之一。

不信任通常肇因于不了解,精神科医疗人员必须负起一部分解说、宣导与教育的责任。比如精神病房到底长什幺样子,是不是像监狱一样用一格格铁栅栏关人?精神科怎幺诊断病人,会不会为了赚医药费而胡乱诊断?如果有人假装精神病,医生看得出来吗?凡此种种,都应该设法让社会大众更加了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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